九个头条网讯 中国人缺少宗教，准确地说，缺少形式宗教，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。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，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。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，在我们这里，由历史来提供。

我们相信，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、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，来流传后世。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，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。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，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。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，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，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，我们相信历史，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，坏人将遗臭万年。
 
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，中国有着最悠久、最丰富、最连续、最完整的历史记录。按照胡平的说法，跟其他国家史书相比，中国的历史写作至少有两个特点：1、它坚持真实性，不畏权势，秉笔直书；2、它强调道德裁判，春秋笔法，意含褒贬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，这种史官文化，这种史书写作传统仍未中断。即使有意识形态史观或正统史观的横切，但中国人仍接近并洞察到了历史真相；比如抗战、抗美援朝、反右、三年灾害等等，有这些那样的禁区，但今天的中国人仍像无师自通地了解理解了那些历史阶段。对其中活跃的历史人物，中国人也寄予了相当的同情。
 
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，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，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。

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，他就退而写史，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。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，隐忍苟活，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，他可以藏之名山，传之后人，以待来者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，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文革中，刘少奇遭陷害，百口莫辩，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：“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”。至于其他人，陶铸、彭德怀、陈毅这些人，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，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。
 
对历史的这种信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，比如70年代，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，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第一次访问中国。周恩来接见了他，在会见后送客时，周恩来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说：“竹入君，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。”说罢转身就走。
 
这种对历史的信仰，其功效甚至大于对宗教的信仰。当宗教都被历史进程打压奴役时，人们就会本能地信仰起历史的正义。

——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来共同书写历史。

——我们相信：历史并不是一个高悬于人人头顶，不容质疑与重写的体系。

——我们相信：历史并不外于每一个鲜活有感受的真实个体。当每个平常人都开始郑重书写自己所亲历的历史、所观测的历史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历史性时刻。

在即将问世的《非常道3》里，请允许我们用这样一句话作为口号：

“好在历史是由我和小伙伴们书写的。”

余世存、陈初越（水煮百年网发起人）